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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选编:《倒“U”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及其政策含义》
作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浏览:21 │ 时间:2015-12-18 | 点击下载文件

  王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关于城市规模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关于城市规模的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通过对城市规模问题的理论梳理,提出倒“U”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假说,并利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中的BCC模型、超效率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系统测算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和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05-2010年的规模效率及其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检验了这一假说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其规模正相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与其规模基本上呈“倒U”型关系,倒“U”曲线顶点对应的城市规模对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中小城市发展、限制超大城市、完善城市管理、协调区域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本文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创见在于:

  首先,本文首次提出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假说。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不同的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存在一个最大城市规模,在此之前,城市的规模效率递增;而在此之后,城市规模效率递减。本文定义其为城市规模效率的倒“U”假说。也就是说,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关系,本文将其定义为城市规模效率的倒“U”假说,并通过对中国城市规模效率进行测算,综合评估和比较中国各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规模效率,包括经济规模效率、社会规模效率和环境规模效率,以及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验证倒“U”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在中国城市经济中的存在性,并对其最大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进行测算,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规模政策。

  其次,建立了一个综合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的城市规模效率框架。以往研究侧重于城市的经济效率考察,对城市社会和城市环境方面的研究往往是作为一类城市问题单独进行研究,而没有将其纳入城市效率考察的综合框架之中。从分析结果看,基本上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是倒U型曲线关系,具体讲,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逐渐提高,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开始下降。根据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极大值的求法可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更为显著,其顶点对应的城市规模在352-932万人之间。对应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最大规模效率的城市规模分别为:经济715万人、教育550万人、文化901万人、医疗352万人、通信702万人、水电气634万人、交通709万人、环境932万人。最高经济规模效率和社会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均略低于超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而最高环境规模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则略大于超效率对应的城市规模。

  第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城市规模是否有效的标准。文章分地区对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顶点进行测算,据此判断各地区城市规模水平是否适度,并给出了四大地区处于规模效率递减的城市,体现了城市规模政策要考虑地区差异的影响。通过计算发现,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关系在一定城市规模限度下成立,这个限度在352-932万人之间,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都在此限度之下。在经济规模效率方面,东部地区的天津、广州,中部地区的武汉,西部地区的重庆,东北地区的沈阳、哈尔滨、长春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在社会规模效率方面,主要表现在医疗规模效率上,目前东部的天津、广州、南京、汕头、杭州,中部的武汉、郑州、太原,西部的重庆、西安,东北的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已经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在环境规模效率方面,西部地区的重庆,东北地区的沈阳和哈尔滨也已经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因此,应利用市场机制积极推动我国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城市技术创新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

  (原文载于《财贸经济》,2012年第11期,15千字,摘编供稿王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