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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选编:《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浏览:21 │ 时间:2015-12-18 | 点击下载文件

  董 昕 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作为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住房问题也日益突显。城乡结合部或市郊的住房,因为价格低廉而成为农民工租住的聚居地。居住拥挤、设施简陋、卫生差、治安乱、教育医疗配套服务少,是“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地的普遍现象;有的农民工居住在窝棚、危房或地下室里,甚至连基本的居住安全都无法保证。但是,已有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仍处于探索阶段,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相关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农民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还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扩大,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为重要。要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种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为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提供政策路径的参考。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其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的食品、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的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注重区域差异。本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贡献在于:

  一、系统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本文将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等几大方面。制度因素方面,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农民工的流入地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流入地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经济因素方面,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还影响到农民工的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地域因素方面,农民工由于流入地的不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不同;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家庭和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家庭同住人数等都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

  二、构建了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模型

  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的是各种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个人特征等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本文构建了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城乡统筹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的影响较大,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影响,但是其在老家的收入影响不显著;代表流入地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较大;家庭同住人数的影响较大,年龄比来流入地时间的影响小;非住房消费支出中,食品、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影响均显著,基础教育作用更强。

  三、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建议

  从农民工家庭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论出发,提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向租房者提供货币补贴或租房券等,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及非住房支出水平,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与老家住房情况紧密相联,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城乡统筹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改革,例如建立宅基地及农村住房的自由交易市场等;注重区域差异,重点解决人口密度较高、住房价格较高的大中城市的农民工住房问题。

  本文获第三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优秀奖。

  (原文载于《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14千字,作者董昕、张翼,摘编供稿董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