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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选编:《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类别:学术专著 │ 作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时间:2015-02-04 |

  单菁菁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11月, 24.5万字。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6CSH007)的研究成果,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截止到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4亿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及未来10~2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推动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完成其市民化过程,不但关系到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自身发展与福利,更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建立。为此,作者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密集区选择了一些典型城市,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对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一、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程度较低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整体较低: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仍不容乐观。在就业与收入方面,与普通市民相比,农民工群体就业具有更换工作频率快、失业率高、就业稳定性差等特点,频繁的主动或被动“跳槽”和失业使他们的城市生活始终处于一种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其经济收入水平仅能满足他们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尚不足以支撑他们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或相接近的生活方式。在生活消费与支出方面,目前进城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支出仍主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食品、日用品、衣物等)和缴纳房租等生存性支出为主,鲜有余钱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和自我发展的积累。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正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调整和重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进城农民工们主要从这种先赋性的强纽带关系中获得他们在城市生存所迫切需要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随着谋生方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生活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进城农民工们正在逐步建立起以城市社会为参照、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纽带,并使之成为向城市社会延伸发展的重要渠道。

  最后,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进城农民工们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满意度普遍不高,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不强,具有典型的亚文化属性。在作者的调查中,进城农民工们对城市社会的适应程度总体上处于“一般”到“比较适应”之间的水平,社会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城市认同度处于 “一般”偏上的中间水平,心理融入程度基本处于“尚未融入”的水平,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存在着自我定位模糊、自我认识不清、对城乡均缺乏归属感的“边缘人”特征。

  二、新生代农民工是急需实现市民化的重点人群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在成长经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更接近于城市市民,对城市生活的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更强烈。但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往往让他们在城市中体验到更为强烈的剥夺感,导致他们的城市生活满意度和心理融入程度更低,城市与农村“两不靠”的边缘特征更为突出,对城市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对立情绪更加严重,更容易出现过激和失范行为。因此,在当前阶段,无论是从促进社会公平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都是更需要、更迫切也是更容易实现市民化的重点群体。

  三、经济生活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经济生活与其市民化状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农民工的就业越充分、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满意度就越高,就越能够适应和融入其所在的城市。而反之,当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经常入不敷出、长期处于生存水平时,他们的城市适应和社会满意度也会大大降低,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市民化进程。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因素仍然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基础条件,而实现充分就业是影响农民工经济生活和城市融入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进入城市过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就业壁垒,如制度性壁垒、经济性壁垒和市场化壁垒等,这些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四、社会网络重构已经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资本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分为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两个阶段:在社会适应阶段,他们在城市中建立的社会联系越多,社会交往网络越广泛,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也就越顺利,最终的社会适应程度就越高,也就越容易进入和整合于他所在的城市社会。相反,那些社会交往网络狭窄甚至发生断裂的外来人口,其社会适应程度和社会整合性就越差。在自我发展阶段,他们社会网络中的异质性成分越多,与弱关系的联系越紧密,对城市资源的攫取能力就越强,其自我发展程度和城市进入程度就越高。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和城市融入的过程,不是由都市性取代乡村性的替代过程,而是在乡村性上增加都市性的叠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一是城市农民工们在他们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上增加了新型的业缘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更多的仍是基于同质群体,但却开始了他们向现代分工社会的转变;二是城市农民工们在他们的社会行动中加入了明确的目标动机和工具理性,这开始了他们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总之,社会网络重构已经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亦成为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性因素。

  五、制度缺陷是障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桎梏

  自1958年以来,我国有关农村人口迁移和市民化的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逐渐松动、有序引导到积极推动的发展演变过程,但仍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重城轻乡”、资源配置上的“重工轻农”、管理体制上的“城乡分治”、福利安排上的“城乡有别”等制度性缺陷,并因而产生了城乡分割下的公平缺失,城市导向下的目标偏离,和市民本位下的利益固化等一系列问题,大大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内部结构的变动,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诉求已发生变化,要求政府以社会公平为导向,以户籍制度和相关福利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帕累托改进为路径,对现行城乡制度进行必要的、渐进式的改革与优化。

  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门槛正在日益凸显

  随着各地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门槛正逐步弱化,但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差别化的福利安排所导致的较高市民化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加快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市场“四位一体”的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已成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之举。

  本书获第二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