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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召开“中国、印度和南非可再生能源政策比较”研讨会
作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时间:2012-04-12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陈迎

      2012年3月27日,德国威尔茨堡大学教授Doris教授(费多丽)应邀来我所做学术演讲。本次学术演讲的主题为“可再生能源政策:中国、印度、南非之比较”。 此次研讨会由我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陈迎研究员主持,李庆、蒋尉、刘哲、禹湘等参加并讨论。

  Doris教授是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DIE)的研究人员,同时受聘于德国威尔茨堡大学,是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教授。她会中文,熟谙中国经济,近年来她特别关注新型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南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此已有多年的跟踪研究。

  Doris教授演讲以政策的效应和效率为理论框架,对中国、印度和南非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主要是太阳能光伏发电)从电价的决定方式和政策支持的有效性和效率方面做了比较,认为相对于并网电价,并网竞价政策在三个新型经济体国家更有优势,同时她建议,可以在竞价的基础上,兼顾政策效应和政策效率,增加条件设定,以求更好的结果。

  Doris首先将两种不同的电价政策——并网电价FIT(Feed-in-tariff)和并网竞价ABT(auction-bidding tariff)从概念、定义、价格决定和支持效果方面作了介绍。FIT和ABT都是基于电量产出的价格机制,但是前者的价格决定权在于政策制定者,其支持是持续性的,而后者的价格决定取决于竞价企业之间的博弈,这种政策支持的效果是阶段性的,取决于招标窗口。因此,FIT就会面临过度补贴的风险,也就是说它的政策效应可能会很明显,但是同时政策的经济代价会很高;相反,ABT模式下,电价往往被压得很低,企业会面临价格逼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的风险,产生不了太大的积极性,但是同时政策的经济成本就很低。欧盟大多数国家如德国、西班牙是以稳定的递减的FIT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而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印度、南非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由于不同的原因,都从最初的并网电价最后转向了并网竞价模式。

  她提到,在中国并网竞价的模式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特指太阳能光伏发电)以一种低于发电成本的价格参与投标,是一种很难以解释的现象——是企业能得到在auction-bidding tariff之外的收益,还是企业对于进入市场的目标追求,还是认为绿色能源发展是必然趋势,抑或三种原因皆有。她提到中国从2009年的3月出台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同年7月的“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到2011年的并网电价,太阳能发电每度电的价格下降很快。她认为尽管存在日益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价格之低不足以刺激市场,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没有吸引力,在她看来地方政府的角色模糊,而并网电价的政策是针对在国家层面实施的,具体的价格是根据发电项目参与的并网竞价过程和和决定的。她认为,中国的太阳能发电政策刺激规模扩张远甚于刺激技术创新。

  印度的FIT在第11个五年计划期间(2007-2012)没能实现政策目标,最后转向了事实上的ABT。 南非从2009年开始实施FIT,但是国有电力商和国库之间对此争论不休,于是从2011年转变为ABT。

  Doris在总结中提到,中国、印度和南非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也都将发展可再生能源座位重要战略。如何以较低的政策成本有效地刺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在政策效应和效率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她提及新兴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变化太频繁,不利于刺激企业的新研发的积极性。在德国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相对稳定,给企业的信息很明确,效果明显。因此,从政策的效应上说,应该确定一个稳定持续性的电价政策,有助于可再生能源连续性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从政策效率上说,也要讲究政策的成本,比如设定一个额度,防止投资过度。总之,应该同时兼顾政策效应和政策效率,给可再生能源投资者创造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降低风险,不仅可以提高政策效应,而且由于低风险引致的企业低风险报酬从而提高政策的效率。

  讨论环节,陈迎、蒋尉、李庆、刘哲、禹湘等人分别就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企业参与竞标的动机、企业的预期收益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蒋尉供稿)